努力建设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重地

丁德科，王炳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司马迁故乡的澳门新莆京坚持开展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在《学报》设立“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专栏，每年编辑出版《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研究团队积极参加或举办学术会议。尤其是2011年以来，学校加大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力度，努力建设学术高地，建成了教育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名栏，成立了“陕西省社科普及基地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编撰出版《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建设“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展览馆”，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著名《史记》研究家张大可先生在2014年中国史记研究会年会上对此评价说：“澳门新莆京已成为《史记》研究的一个重地。”

一、“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名栏

创刊于1986年的《澳门新莆京学报》，坚持走特色化办刊道路。从创刊号起，就发表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文章，1989年设立“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推出了大量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精品佳作。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从1989年第1期创立至2014年11月连续设栏107期，累计发表文章326篇。被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被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陕西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多次评为“陕西省高等学校社科学报优秀栏目”。近年来，在丁德科主编、王炳社常务副主编主持下，学校两次申请教育部名栏工程。2014年2月25日申请成功，成为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第三批入选栏目，这标志着《澳门新莆京学报》“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达到国内领先水平。2014年11月，《澳门新莆京学报》进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扩展期刊，这是继“名栏”后取得的又一可喜成绩。

1．彰显独特优势

澳门新莆京地处陕西东大门的渭南市，此地具有丰厚的人文底蕴和文化积淀。渭南学术界、文化界以及民间对司马迁精神的缅怀和研究一直绵延不绝。《澳门新莆京学报》“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文章总数的30%来自本校的《史记》研究团队。这个团队起初只有几个人，如今已发展为三四十人，每年产出数十万、百万余字的科研成果。2014年，《澳门新莆京学报》由月刊变更为半月刊，学校从经费、人员、办公条件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办刊，对栏目建设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稿件发表周期加快，发文量逐渐增加，稿源日趋丰富多元。

2.关注学术前沿

《澳门新莆京学报》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作者和发文统计表明，同一作者在本栏目发文最多者11篇，其他的4至6篇，年轻的作者多为2至3篇。作者有来自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的研究者。2010年至2014年，栏目发文数分别为15篇、26篇、29篇、37篇、57篇，呈逐年上升趋势。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张岂之先生发表在2013年第5期的《做好〈史记〉选本研究与整理工作》，被《新华文摘》2013年第15期转摘，北京大学胡宁博士发表在2013年第10期的《司马迁并非下狱死》被《新华文摘》2014年第2期转摘，2014年还有5篇文章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摘。

中国《史记》研究界的知名专家张大可、韩兆琦、可永雪、吕锡生、徐兴海、俞樟华等多人被编辑部聘请为学术顾问，长期指导栏目建设。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俞樟华教授给本刊来信说：“作为一名史记研究人员，我是该栏目的核心作者，也是它的关注者。在长期的编创往来中，我们形成了互相支持、互相提高的友好合作关系。”5年来栏目的发文数占全部发文数的45.3%，栏目每年的发文数占全国该领域学术论文的1/8，栏目已经成为海内外史记研究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12年）》显示，《澳门新莆京学报》的期刊综合影响因子比上一年增加67.5%。基金论文比、引用半衰期、被引期刊数、WEB即年下载率、WEB下载量等其他期刊评刊指标也呈上升趋势，如省部级以上基金论文篇数比上一年增加204.35%，高影响作者发文篇数比上一年增加176.47%。《中国知网〈澳门新莆京学报〉发行与传播统计报告》显示，《澳门新莆京学报》的机构用户总数2006年为2957个，以后逐年增加，2011年为4506个，2012年为4817个，分布于20个国家和地区。

3.强化质量提升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入选教育部名栏后，随着稿源的不断拓展，《澳门新莆京学报》又在栏目内开设了“司马迁思想研究”“《史记》文本研究”“《史记》史事研究”“《史记》人物研究”“《史记》文学与语言研究”“《史记》文献研究”“《史记》艺术史料研究”“《史记》学术动态”“史记观止”等子栏目。2014年该栏目共计发表文章57篇，比上一年增加54%。第一作者为正高职称的18篇，第一作者为博士学历（包括在读博士）的文章有20篇，基金项目的论文有19篇，其中国家级项目的文章6篇，省部级项目的文章4篇。

对一个学科一个领域进行研究，应考虑这个领域的潜力，其内容能否长期支撑，其研究能否上升到学科领域，其研究群体的规模是否不断扩大。因此，在作者队伍建设方面，我们争取《史记》研究人员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扩大作者地域分布，丰富作者层次，注重加强同日本、美国等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研究人员的联系，拓展稿源，同时加大栏目的发文数，力争在目前基础上再提高，并进行栏目优秀论文的评选，对转载、索引以及评选出的优秀论文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

在栏目策划方面，我们策划不同的专题，如“史记与孙武研究”“史记与岭南文化研究”“史记与西部经济文化研究”“史记考古研究”“史记文化人类学研究”“史记写作思维方式研究”“史记隐喻研究”等。注重与学校承担的各级史记科研课题结合，促进史记科研成果的产出；注重《史记》与地方文化的结合，如“史记与秦地民俗研究”“史记与关中方言研究”；注重把《史记》的研究放入到古代文学、汉语、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以至政治学的视域来关注。

为了使广大读者更好地学习、利用栏目发表的文献，编辑部从已发表的文章中精选100篇，编辑出版《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名栏论文粹编》，并作为《史记论著集成》之内容的一部分。

为探讨如何开展名栏建设，提升学报质量，2014年5月6日，学校召开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名栏建设与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专家们建议：要树立远大目标，要面向外界，团结全国研究队伍，与其他研究团队合作，联系大家、专家，约一流稿件；同时加强策划，关注研究前沿，开展学术争鸣，培养编辑和作者队伍；要注重可持续发展和栏目建设的专题化，引入栏目主持人制，采用走出去、请进来、办学术会议和进行媒体宣传等形式提升刊物的学术影响力；发挥名栏效应推动刊物整体建设。

二、《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内容包括“学术前沿”“研究综述”“考古发现与研究”“版本整理与研究”“著作与论文摘要”“港台及海外研究”“研究动态与史圣文化”“学术组织与专家”“论文著作索引”“史海拾贝”等，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当年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概况。

澳门新莆京坚持编辑出版《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年鉴》旨在展示国内外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最新成果信息，勾勒一年之中国内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概况，记录和整理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资料，为开展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提供和积累第一手资料，促进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深入发展，加深澳门新莆京与国内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学术组织、研究团体及专家学者的联系，进行广泛学术交流。

1.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的编辑出版是史记研究领域的一件学术大事，也是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方面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是伴随着《史记》的问世而开始的，随之在后世一定时期也就出现了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当代汇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资料索引的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杨燕起、俞樟华先生于1989年编辑出版的《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兰州大学出版社）；随后是徐兴海先生于1995年编辑出版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该书收录了自《史记》传播以来至1994年10月期间发表和出版的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论著、论文目录，并对论著做了提要介绍；再就是张大可先生于2005年主编的《史记研究集成》（华文出版社）丛书，其中第十四卷是《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其上接徐兴海《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收录了自1995年至2004年十年间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论著和论文目录，并对论著做了提要介绍。这些著作都是对某一个历史段或某一个时期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资料的总汇和介绍，具有重要资料价值。

与以前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论文”索引所不同的是，《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集有关论著、索引资料与研究内容介绍为一体，全面展现每年国内外司马迁与《史记》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年度“司马迁研究论文目录”“《史记》研究论文目录”和“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著作目录”之外，又开设了“司马迁研究综述”“《史记》研究综述”“重要研究著作与论文集简介”和“重要论文摘录”等栏目，编辑当年所发表出版的有关论文和著作，并对重要论著进行介绍，摘录重要论文观点。

2.汇集百家学说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立足于年度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状况，多层次、多角度反映研究新成果、新动态，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编纂研究综述。《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所编收的研究综述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对当年的研究情况的综述，一类是对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研究情况的综述。研究综述包括“司马迁研究综述”和“《史记》研究综述”，分别就年度内司马迁研究概况与《史记》研究概况进行客观综述，综述的内容标题根据年度内具体研究情况而定。撰写研究综述概况的原则是坚持客观性和全面性，包容各种不同观点，力求做到述而不论，以保证综述内容的客观性。内容既有对年度内有关学术会议的简要综述，也有对年度内出版的有关著作、论文主要内容的反映，也有对某一研究专题的综述，力求做到通过“司马迁研究综述”和“《史记》研究综述”反映出当年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概况。对某一阶段的某一专题研究综述，则是对一定时期司马迁或《史记》某一研究领域研究概况的综述，研究对象相对集中，时间跨度不一。《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已经刊载的某一阶段的某一领域研究综述的文章有：《十年来〈货殖列传〉研究综述》《司马迁、〈史记〉与韩城地方文化研究综述》《清代以来〈史记〉校勘研究综述》《台湾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成果简述》《〈史记〉校勘史述论》《近十年来司马迁思想研究综述》（1997—2006）《〈项羽本纪〉及项羽研究综述》《近十年来孙子与〈孙子兵法〉研究综述》《1972年以来孙膑与〈孙膑兵法〉研究综述》《李广研究综述》《唐代〈史记〉传播研究综述》等。

3.撷取重要观点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从2004年卷一开始就开设了“论文摘要”栏目，后来随着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热潮的到来，于2008年卷将该栏目更名为“重要论文摘要”。之所以称为“重要”，原因有三：一是指所发表的论文质量高，观点新颖，论述严密深透；二是发表的刊物级别比较高；三是研究成果大都出自长期进行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者之手。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文做提要介绍是一件新事情，“论文摘要”力求在几百字之内，概括反映出作者论文的主要观点和论据，既可展现其论文观点，也可从诸多论文摘要里了解年度内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学术动态。对于观点相左的文章，亦注意客观记述各自观点，诸说并存，保持原貌，鼓励学术争鸣。“论文摘要”通过摘取其论文观点和论据之关键，使读者通过论文“摘要”即可了解该论文的主要观点，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重视考古发现

从考古的角度研究《史记》，一直是《史记》研究方面的弱项。在以往的《史记》研究资料索引中，对有关《史记》的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新成果注意不够。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及时关注有关《史记》的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借鉴当代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新成果，《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开辟了“考古发现与研究”专栏，刊载年度内“有关《史记》的考古发现”和“《史记》考古发现研究”，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是《史记》研究的珍贵资料，可以佐证或甄辨《史记》的一些记载。虽然有时显得不那么直接，但其实都是有一定联系的。韩兆琦先生的《史记笺证》一书就很好地运用出土文物和考古新发现对《史记》有关记载进行笺证，有论有据，令人信服。应该指出的是，对有关《史记》考古发现的研究，希望能够引起《史记》研究者的关注，以开拓《史记》研究新领域。

5.记录学术活动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还注意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积累历史资料。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首先是对有关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讨会议的记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先后记载的有关学术会议有：2004年在北京、呼和浩特召开的“《史记》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二届年会”，2005年在陕西韩城召开的“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韩城国际《史记》学术研讨会”，2005年在陕西西安召开的“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西安国际《史记》学术研讨会”，2006年在河南荥阳召开的“《史记》与楚汉战争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五届年会”，2007年在陕西汉中召开的“中国•汉中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讨会”，2007年在上海召开的“《史记》研究与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六届年会”，2008年在江苏淮阴召开的“楚汉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七届年会”，2008年在安徽和县召开的“项羽学术研讨会”，2009年在吉林长春召开的“中国古代典籍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八届年会”，2010年在陕西商洛召开的“中国•商洛司马迁与《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在广东广州召开的“古文献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九届年会”，2010年在江苏宿迁召开的“项羽文化国际研讨会”，2011年在江苏苏州召开的“孙武子与《史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届年会”，2012年在浙江杭州召开的“吴越文化与《史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2013年在河南商丘召开的“汉梁文化与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等十余次学术会议。对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参会人员、会议研讨主题、学术讨论和考察、年会重大决议、会议论文集等进行逐项记载，为广大研究工作者开展研究搜集积累了珍贵资料，同时又补充了1993年在吉林召开的“全国《史记》文学及其教学学术研讨会”的资料。

其次是对有关司马迁与《史记》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的记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已经先后记载了中国史记研究会、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韩城市司马迁学会、陕西师范大学史记研究室、渭南师范专科学校史记研究室、中国司马迁研究网、陕西师范大学史记研究中心、澳门新莆京史记研究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等有关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并对一些学术团体的领导机构、换届情况、主要活动、学术成果等作了记载。

第三是介绍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专家。其中包括专家的个人简况，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著作、论文、科研立项情况等，记录他们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如可永雪、宋嗣廉、韩兆琦、杨燕起、张大可、林聪舜、张新科、俞樟华、赵生群、徐兴海、袁传璋、池万兴、徐日辉、梁建邦等。

第四是对司马迁故里韩城祭祀司马迁活动和有关韩城司马迁文化进行记载及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已经记载的韩城祭祀司马迁活动有：“韩城司马迁诞辰2150年‘风追司马’活动”、韩城“戊子年民祭司马迁大典”、韩城“己丑年民祭司马迁典礼”、“己丑年民祭司马迁典礼祭文”、韩城“第六届民祭‘史圣’司马迁大典”、韩城“辛卯年民祭史圣司马迁大典”等，并记载了2005—2008年间韩城民祭司马迁活动的祭文。刊载的有关韩城司马迁文化研究的文章有：“司马迁、《史记》与韩城地方文化研究综述”“韩城市世代相传的祭祀司马迁活动”“韩城徐村‘暗八景’和司马迁后裔的‘暗祭’”等。

6.搜集港台海外资料

司马迁是世界文化名人，《史记》是世界思想文化瑰宝。港台及国外学者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搜集我国港台及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资料方面，《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着重介绍了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情况。介绍中国台湾研究概况的文章有：《台湾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成果简述》《台湾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文索引》（1956—2006）、《台湾出版的有关司马迁与〈史记〉著作》（1938—2003）、《台湾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编录》（1961—2004）、《台湾辅仁大学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资料》（部分）等。介绍日本研究概况的文章有：《日本研究论著与论文》《〈史记〉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日本出版〈史记〉研究著作目录》等。介绍韩国和美国研究概况的文章有：《〈史记〉在韩国的流传与影响》《近十多年来美国的〈史记〉研究》等。同时也对丹麦语《史记》翻译本和俄罗斯的俄译本《史记》问世作了介绍。

7.见证史记学轨迹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在“《史记》研究综述”里列有“史记学研究”专题，主要记录年度内史记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动态。“史记学研究”主要包含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史记》本身的思想内容、体例规模、历史记载、文学成就和手法、成书背景、版本流传等的研究；二是对关于作者司马迁的生平、学术生涯、思乡倾向、时人及后人评价的研究；三是对《史记》记载的汉代及先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研究；四是对历代研究注解《史记》、《史记》在后世的传播与接受、《史记》在思想文化、史学、文学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之“史记学研究”，主要综述年度内有关“史记学”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综述概略、前人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研究、对后代《史记》传播和接受的研究、对《史记》在思想文化、历史学、文学和其他学科影响的研究、对今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成果的研究以及对《史记》翻译情况的介绍等内容。这些内容，重在关注年度内对史记学的研究、古今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研究和后世对《史记》传播与接受的研究，以显示司马迁与《史记》对后世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突出史记学发展的承传性，见证史记学在当代的发展动态。

8.开辟“学术前沿”

值得一提的是，从2007年卷开始，《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开设了“学术前沿”栏目，先后发表了张大可先生的《〈史记评林〉叙例》，可永雪先生的《一项设想和一个建议》，中国史记研究会、和县项羽与乌江文化研究室联合考察组的《项羽垓下突围南驰乌江路线考察报告》，陈莹、张新科先生的《当今〈史记〉研究应走综合化之路》，梁建邦先生的《〈史记〉的语言艺术》，肖振宇先生的《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提供全面及时正确的信息而不断前进——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袁传璋先生的《垓下之战遗址地望考》和《〈玉海〉所录〈正义〉佚文为考定司马迁生年提供确证》等文章，虽然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并不多，但毕竟也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一个平台。

9.获得高度评价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的出版，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著名《史记》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曾说：“你们办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情。”《史记》研究专家、台湾大学李伟泰教授曾多次说：“你们的《年鉴》功德无量。”《史记》研究专家、原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史记》研究专家、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中央社会主义大学张大可教授，《史记》研究专家、内蒙古师范大学可永雪教授，《史记》研究专家、原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考古学家袁仲一先生等，都曾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高度赞许。《史记》研究专家、淮海工学院肖振宇教授曾撰文专题评价《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他在《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提供全面及时正确的信息而不断前进——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04—2008年卷》一文中说，《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弥补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领域中的一些不足，填补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领域使人遗憾长久的一项空白。这是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界的一件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大事、喜事”。“《年鉴》现在已经出版了五卷，综观它的整体情况，内容不断丰富，栏目日趋合理，质量越来越好，它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者提供了全面、及时、正确的大量信息，其功不可没”。

10.得到多方支持

2008年，《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入选《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将创刊以来的全部文献编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CNKI系列全文数据库，并通过电子和网络方式向国内外开放查阅，是《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内容的独特性、学术的高品位、资料的丰富性赢得社会高度认可和肯定的明证，是全体编辑人员辛勤汗水的结晶，也是国内外广大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专家学者及爱好者深切关心和大力支持的结果。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的编辑出版，得到了中国史记研究会、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韩城市司马迁研究会，以及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专家学者安平秋、张大可、韩兆琦、可永雪、袁传璋、宋嗣廉、杨燕起、徐兴海、张新科、俞樟华、赵生群、池万兴、徐日辉、吕培成、徐卫民、李伟泰（台湾）、许淑华（台湾）、林聪舜（台湾）、肖振宇、张兴吉、王永吉、薛引生、张文华、卜超、金家诗、陈莹、肖云儒、郑铁成、尚金陵、郭天祥、郭翠婷、耿文风、吴原元等先生，以及陕西人民出版社郭文镐、张孔明、文博，商务印书馆丁波、赵立娜等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众多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是办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的动力和保障。我们坚信，有国内外广大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专家学者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的厚爱和大力支持，有澳门新莆京《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编辑部诸多同仁的不懈努力，《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一定会越办越好。

三、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

澳门新莆京地处史圣司马迁故里，因此，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在澳门新莆京已有多年的科研积累，并已形成澳门新莆京的一个重要科研特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今，澳门新莆京不断有学人从事司马迁与《史记》专门研究，并已形成可观的系列研究成果。前贤导夫先路，后继骞翮远翥。几代学人，薪火相传。今天，澳门新莆京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被学界誉为“《史记》研究的重地”“《史记》故里研究基地，名栏之校、学人乐土”。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突出学科优势，经院长丁德科提议倡导，澳门新莆京整合全院科研力量，并于2014年7月成立了“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初步规划出了研究院的长远发展蓝图，准备通过不断努力，将该院提升打造成为高层次的科研平台，并成为在全国乃至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机构。2014年底，陕西省社科联决定将此机构确定为“陕西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1.高规格建立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

澳门新莆京长期重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一直参加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1994年1月，渭南师范专科学校成立“史记研究室”。2005年1月，在原“史记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澳门新莆京史记研究所”。 2014年，澳门新莆京成立“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澳门新莆京特聘教授、著名史记学家张大可先生担任名誉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儒道国家学说与国家安全经济研究专家、澳门新莆京院长丁德科教授担任院长。

澳门新莆京“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建立伊始，就是按照“高起点，大规划，成气候”的思路建设的，聘请聚集国内著名学者已完成《〈史记〉选本丛书》《史记通解》《史记论著集成》等编著出版工作。2015年10月将举行“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中国史记研究会确定了“以澳门新莆京为研究基地，商务印书馆为《史记》相关著作出版重镇，两个学会——中国史记研究会、北京史记研究会为纽带”的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学术发展战略。

2.全方位开展学术研究

澳门新莆京选拔科研人才组成高精研究团队，并凝练研究方向，形成对司马迁与《史记》的全方位研究格局，其研究方向和主要负责人包括：史学研究，由杜振虎副教授负责；文学与语言学研究，由张瑞芳博士负责；哲学研究，由王双喜教授负责；政治思想研究，由梁红仙博士负责；社会学研究，由王亚玲教授负责；经济学研究，由袁梁博士负责；民俗学研究，由曹强博士负责；教育学研究，由梁燕玲教授负责；文献学研究，由王晓红副教授负责。

各方向负责人基本为高学历、高职称的中青年研究学者，按专业方向建立研究室。研究室的组成成员多年从事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并已形成系列研究成果。各个子机构的成立、研究方向的确定，充分发挥了澳门新莆京作为一所师范类综合院校的多学科综合性优势。各个子研究机构方向分工明确，研究目标显明，同时又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围绕《史记》的研究系统，有助于学科交叉、学科综合研究的开展，为研究工作的深化、拓展奠定了基础。这种机构设置，充分契合《史记》作为 “百科全书”式的特色，有助于全方位、深层次地对《史记》展开研究。

3.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近年来，研究院成员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50余项；在《文学遗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30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刊物转摘；已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编辑出版《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9卷。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高校优秀人文社科成果奖13项，校级奖励30余项。2013年，研究团队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校勘整理了《〈史记〉选本丛书》系列著作，史学家张岂之先生曾撰文给予高度评价，收到良好社会反响。与中国史记研究会、商务印书馆合作的重大项目《史记通解》《史记论著集成》等正在进行中。《史记通解》由澳门新莆京张大可教授（特聘）、丁德科教授编著。《史记论著集成》由澳门新莆京张大可教授（特聘）、丁德科教授主编，参加各卷编撰的负责人和协助人为:第一卷《司马迁评传》张大可负责，王晓红协助；第二卷《史记通论》 安平秋负责，王亚玲协助；第三卷《史记题评与咏史记人物诗》韩兆琦、张大可、宋嗣廉等负责，梁建邦协助；第四卷《史记论赞与世情研究》梁建邦负责，韦爱萍协助；第五卷《史记精言妙语》张大可负责，曹强协助；第六卷《史记集评》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等负责，王双喜协助；第七卷《史记人物与事件》可永雪负责，王炳社协助；第八卷《史记史学研究》阎崇东负责，马雅琴协助；第九卷《史记文学研究》可永雪负责，梁燕玲协助；第十卷《司马迁思想研究》王明信、俞樟华负责，王晓红协助；第十一卷《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 张大可、赵生群负责，王麦巧协助；第十二卷《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张玉春、应三玉负责，王亚玲协助；第十三卷《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张新科、俞樟华负责，凌朝栋协助；第十四卷《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俞樟华、邓瑞先负责，王炳社协助；第十五卷《史记接受史论》凌朝栋负责，马雅琴协助；第十六卷《司马迁生卒年讨论精选》王亚玲负责，王麦巧协助；第十七卷《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论文精选》梁建邦负责，王双喜协助；第十八卷《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名栏论文粹编》王炳社负责，詹歆睿协助；第十九卷《域外史记研究》曹强负责，王晓红协助；第二十卷《史记传播史研究》王双喜负责，韦爱萍协助。

相信一系列项目的完成，将为推进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学校正在筹建“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展览馆”，以充分展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发展的目标是：努力建设我国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基础性、引领性和服务性平台。

四、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展览馆

经丁德科院长提议，澳门新莆京2014年决定建设“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展览馆”，这是学校继“刘志丹习仲勋关中东部革命活动纪念馆”“澳门新莆京展览馆”“澳门新莆京科学馆”之后又一学术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舍面积250余平方米，内部装修精美，展厅布局合理，展馆内容丰富。其主要定位为四个方面：一是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将“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打造成《史记》研究的基础性、引领性和服务性平台，建设成全国《史记》研究的重地；二是推动学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台阶、上水平，提升文化传承内涵，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三是发挥高校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提高学校对地方经济文化的贡献率，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四是构建集国学普及与文献资料于一体的基地。

1.全景式展示《史记》研究概貌

澳门新莆京把“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展览馆”的建设纳入其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总体规划中，就是要全景式展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概貌，收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成果，为国内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者提供较为全面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资料，促进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事业发展。

展览馆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前言；司马迁生平与《史记》介绍；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平台介绍；司马迁与《史记》交流平台展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代表人物与团队介绍；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成果展示；《史记》文献展示；研究名家介绍。

在展览馆的“前言”部分，对展览馆的目的和意义作了明确阐述，那就是“更好地宣传、研究司马迁与《史记》”，“将司马迁与《史记》卓绝精神发扬光大”，“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深入研究司马迁的卓越品格和多元思想，进一步发掘《史记》的博大精神与伟大价值，同时给广大《史记》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可供研究、交流、服务的多元化平台”。

2.多角度展示《史记》研究成果

展览馆的第一部分“司马迁与《史记》介绍”，主要介绍司马迁的坎坷人生及其人格魅力，《史记》的基本内容及其影响，尤其是对《史记》所体现出来的“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团结，奋斗，拼搏；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勇于改革，敢于革命；崇尚德义，追求独立人格”等民族精神作了重点介绍，并对司马迁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二部分介绍“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团队”。一是 “中国史记研究会”。对其学术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太伯奔吴’暨《史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大会”“孙武子与《史记》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汉梁文化与《史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等重要会议作了重点介绍。二是省市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机构。对其充分运用现代化手段宣传司马迁、宣传《史记》进行了重点介绍，如 “北京史记研究会”，重点介绍其高端性及其出版传媒特点。又如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完成专题片《司马迁故里行》、开拍大型专题片《司马迁万里行》等。三是高校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机构。如我们澳门新莆京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重点介绍研究院的历史沿革、学术团队、学术活动及其取得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又如“陕西师范大学《史记》研究中心”，对其取得的学术成果《史记学概论》《史记研究史略》《史记与中国文学》《唐前史传文学研究》《史记概论》等以及成功申报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史记〉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作了重点介绍。四是地市等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机构。如“韩城市司马迁学会”，对其会刊、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尤其是对其组织的风追司马和民祭司马迁的大型文化活动及其开展的一系列《史记》大众化普及活动进行了重点介绍。

第三部分展示“司马迁与《史记》交流平台”。重点介绍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所取得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和进展情况：《〈史记〉论丛》（中国史记研究会）、《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中国史记研究网”（澳门新莆京）、“‘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名栏”（《澳门新莆京学报》）等。

第四部分展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版本点校注译成果、重要研究成果、重要研究课题。重点介绍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中华书局修订本《史记》（赵生群）、商务印书馆《史记通解》（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和《〈史记〉选本丛书》（丁德科、凌朝栋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史记笺证》（韩兆琦）、三秦出版社《史记全本新注》（张大可）、三秦出版社《史记全译》（王利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华文出版社《史记研究集成》（张大可、安平秋、俞樟华）、商务印书馆《史记研究》（张大可）、开明书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李长之）、商务印书馆《一统思想：从老子到司马迁》（丁德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史记通论》（韩兆琦）、三秦出版社《史记研究史略》（张新科、俞樟华）、商务印书馆《史记学概论》（张新科）、人民出版社《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张强）、江苏古籍出版社《〈史记〉文献学丛稿》（赵生群）等；主要介绍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课题，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史记会注考证》研究”（2006）、“华兹生英译《史记》的翻译诗学生成研究”（2010）、“《史记》选本研究”（2011）、“日本接受传播《史记》研究”（2012）、“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2013，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日本江户时代的《史记》学研究”（2013）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文章学视野下的《史记》研究”（2012）、“《史记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整理”（2013）等，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古籍整理研究项目“《史记》叙事起讫与主体演变研究”（2005）、“史记疏证”（2006）等。

第五部分介绍研究资料。主要展示澳门新莆京研究团队编著出版的《史记论著集成》（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澳门新莆京史记研究所编辑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先后由庞德谦院长、丁德科院长等主编；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起，每年一卷）和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文资料索引。“论文资料索引”主要有《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杨燕起编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徐兴海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俞樟华、邓瑞全主编，收入张大可等主编《史记研究集成》，华文出版社2004）等。

第六部分介绍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学人，重点介绍了国内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界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及其研究成就。其中包括内蒙古师范大学可永雪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杨燕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施丁研究员，澳门新莆京张大可和丁德科、梁建邦、凌朝栋教授，安徽师范大学袁传璋教授，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江南大学徐兴海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徐日辉教授，淮阴师范学院张强教授，浙江师范大学俞樟华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教授，北京史记研究会会长、商务印书馆丁波编审，红河学院田志勇教授，以及中国台湾学者李伟泰教授、林聪舜教授，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先生、泷川龟太郎先生、藤田胜久教授、小泽贤二教授，韩国学者朴宰雨教授，美国学者巴顿•华兹生、倪豪士教授，俄罗斯学者鲁道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维亚特金，丹麦学者古诺•斯万教授等。

总体而言，“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展览馆”展示了司马迁的人格魅力、伟大坚毅的精神及其《史记》这部人类文化巨著的深邃魅力，见证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几十年来的盛况。其中每幅图片、每段介绍、每部心血与智慧凝结成的著作，都倾注着史记学人对司马迁与《史记》的深厚感情。

五、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任重道远

建设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基础性、引领性和服务性研究基地，我们充满信心，同时又感到是很大动力，亦感到有一定压力，但我们将坚定努力前行。

1.努力在史学家故乡建设研究重地

澳门新莆京已有90多年历史。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亦有25年的历史了。我们有一个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秦东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事实上它是一个“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中心，因为它主要是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为了把这个旗帜举得更高，我们在2014年7月成立了“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2014年11月被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批准为“陕西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成为省级科研机构。

我们充分认识到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同时，我们充分认识到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多方面的研究，因此我们这个研究院就是要把我们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研究力量，都吸引、集聚到我们这个研究院来。为此，我们成立了9个研究室，包括哲学、经济、文化、汉语、军事、管理、教育等学科和方向，汇集了学校60%以上的力量来研究《史记》。我们有同志说，倒不如把澳门新莆京称作“司马迁师范学院”或“史记师范学院”，这好像并不夸张。

我们澳门新莆京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学报已发表320余篇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方面的文章。为此，我们把学报办成了半月刊，这也许是全国第一种半月刊学报。从2011年起，《澳门新莆京学报》先增加印张，然后扩展为12期，再加厚，再扩展为半月刊。期刊管理中心主任这三年为学报的扩展特别是“名栏”的创办发挥了他的领导作用。我们发表的文章在《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重要文摘刊物有不同篇幅、不同形式的转载。我们出版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方面的著作有30多部，编辑出版《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9卷，出了9年，每年1本。原来是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拿到商务印书馆出版，到了最高层次。

关于这方面的获奖成果也不少。省级以上包括教育厅在内的有12项，校级奖励就更多。我们的研究特别重视大师引领，我们文化中心的主任，现在是我们“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凌朝栋同志，带领我们学校一班人积极开展研究。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成果，是因为请张大可先生、韩兆琦先生给我们当顾问，给我们指路、把握方向，并且把杨燕起先生、张强先生等不少专家的文章刊登在我们的《学报》上、我们的《年鉴》上，对我们的研究起到了引领、支持和帮助作用。这是我们目前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现状。

2.努力做好《史记》大众化普及工作

大体上来说，首先我们有一个理念，研究司马迁与《史记》是我们的义务，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而这个义务与责任的中心任务是“努力做好《史记》大众化普及工作”。澳门新莆京作为司马迁故里的高等学府，特别师范院校，如果说培养人才是关键的话，那么培养师范人才更为关键。作为使命特殊的地方性大学，如果不研究司马迁和《史记》，那是我们的失职，我们就没有尽到义务和责任。只有努力做好《史记》大众化普及工作，才能更好地为弘扬民族精神以至民族复兴作出贡献。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有想法把我们澳门新莆京的平台，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建成一个研究的平台。研究的平台有三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基础性。我们最近出版了一套《〈史记〉选本从书》，就是我们出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一共有8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出版《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也是我们基础性研究的一个表现。第二个特点是服务性。也就是我们要服务于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服务于《史记》文化的普及与传播。我们已经送交商务印书馆出版20卷本的《史记论著集成》。张大可先生是史记名家，作为澳门新莆京的特聘教授，担任澳门新莆京“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的名誉院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我们的顾问有韩兆琦先生、杨燕起先生等。以后我们还要请其他一些专家。第三个特点是引领性。因为我们是面向全国的，我们汇聚史记研究专家，一是出版他们的著作、论文，二是办好《年鉴》和教育部名栏，召开学术会议，办好网站，使我们研究院成为重要学术交流平台，三是编著出版普及读物，做好《史记》大众化普及工作，使司马迁与《史记》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发扬光大。

(本文载于《澳门新莆京学报》2015年第1期)